我在体育运动上失去的 10 年
1.
我在体育运动上是一个废物。
这句话听着可能有点极端、非理性、灾难化思考,但在过去一些年,这是一个我无法反驳的评价。
我的体型成长得过早,我在小学毕业时就达到了 165 厘米的身高,和我最终的成年体型只差几厘米了,这让我身处的周围环境过早地把我当成了一个成年人来看待和审视。这种成长经历肯定是有好有坏,此处暂且不谈。很不幸的是,我在中国应试教育体系内的体育课程和体质健康测试并不这么想。
一直以来,我很少在体育课程和体育考试上及格。很多项目是机械化的一刀切考核标准,比如要求我和一些比我矮 20 厘米的女生比赛谁能“在坐姿中把手伸过超过鞋底更远的距离”;还有一些项目本身也不太合理,比如仰卧起坐,我的很多同学考完都喊头晕想吐,跟脑震荡似的。但是我们最终只能埋怨一下,就过去了。比起成年人,小孩子实在是没有什么权力和权利,出生在关系不好的家庭也不能跳槽去别的家庭,必须去上不喜欢的学校也不能退出。
2.
我最恐惧的体育考试项目是长跑。我的生活中完全可以预测结果的事情很少,但是我 100% 确定,我每次考长跑都会得 0 分。
插播一条给没有接受过中国大陆体育教育的朋友们的背景知识:女生长跑测试 800 米,男生测试 1000 米。
促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如下。中学时期的我,在全速奔跑 400 米左右的时候,会感到心脏的强烈痛感和不适,我确实认为我会死在这个操场上。考虑到我不想死也想去巴黎(我开玩笑的,这是个 meme,请参阅名著《包法利夫人》),以及我家族中的心脏疾病史,我无法接受我以猝死在一些我不同意参加的体育运动中的方式离开人世。所以,我每次不得不去参加 800 米测试的时候都会限制自己的出力,一旦心率冲到 200 我就减速,等它降到 170 左右再继续。
不是我不努力,是我真的很害怕。可想而知这样跑不快,我会耗费 5 分钟以上的时间才能完赛。
这件事对于我来说真的很绝望。我完全不怕数学,我 DIY 参加奥数竞赛都有 2 个三等奖呢,比起体育,数学的世界太简单了。数学不会的题我做一两次就学会了,但是 800 米不一样,不会跑的人多跑几遍只会更不想跑,更后悔出生于这个世界上。
3.
最大的困难是,我如何在中国的考试制度下求生。
在我出生地的教育制度中,平时体育课不及格倒是无所谓,但中考(中考是升高中的考试)体育占了 40 分,而且当时所谓的”教育减负”政策让语文、数学、英语都考得太容易了,所有人的分数都挤在满分附近,这意味着任何一个科目失分都会被无限放大,体育这种我不擅长的科目反而成了致命的拉分项。中考我最终以免体的方式通过了体育考试,因为我算了一下,我亲自去考还不如免考直接拿的 60% 高。所以这就成了我人生中唯一一次靠受伤提高考试成绩的故事。
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要以输掉一部分战场的战术赢得竞争的战略性优势,这件事本身就是对这个评分体系最好的讽刺。
考初中,考高中,下一关是高中体育会考,我需要至少以及格分数通过体育测试才能获得高中毕业证书,体育又险些让我变成一个最高学历是高中肄业的人。考虑到我当时文化课的压力已经很大了,这件事很多次让我无法入睡,吃饭尝不到味道,有些时候我在做理科卷子的时候会想到体育会考的事发愁,然后一眨眼发现自己不认识数学公式了,不得不冥想几分钟让自己冷静。
最后,我心一横,寻思着死于跑步我也无所谓,我真的需要这个毕业证。毕竟我也确实想象不出,21 世纪出生的我,要如何带着一个初中文凭生存。结果我去跑了,没死,还感觉那个操场比以前的每一个操场都更小。我做到了,我活着走出了中学体育课。
后来我顺利地升入了大学,大学生每年还要测一次 800 米,但无论如何我的痛苦变成了一年一度的、不致命的、一种钝痛。我用我最擅长的技能:数学,精确计算出了我的体测总分可以不需要长跑也能毕业,所以大四我就跑出了 7 分钟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慢的 800 米世界纪录,随后我光荣地退役了。
总之我很感激,在我上大学以后,教育部提供的考试项目足够多,多到我可以用其他优势或者均势的项目稀释掉长跑的失败。
4.
这时候的我也经历了很多事,我忍不住思考和发问:中国教育制度里的体育考试到底在考什么?这道一刀切的达标线,在没有急救人员、没有 AED 的操场上画下;它蔑视人与人的个体差异,不在乎我的身体健康,禁锢了我这么多年,它到底想从我这里证明什么?
我不是没有试过,我也不是没有努力过。我自己探寻答案的故事是这样的:
在我小时候,我认真地表达了我长跑时可怕的心脏疼痛,我妈妈非常重视,带我去做了心脏彩超,现在想来,她那时候应该比我更害怕。心脏彩超结果是健康,她大概是松了一口气;只是松完那口气,她也没有余力再去理解”为什么彩超健康的孩子还会疼”。大夫说我是健康的,从医学指标上看,他没说错,我的心脏没有器质性病变。只是没有人想到,健康和异常的疼痛可以同时是真的,没有人明说出”装病”那个词汇,但是看得出他们都认为我在装病。我不会责怪我伟大的妈妈,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我妈妈已经把她能给予我的一切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中最好的部分都给了我,换做是我在她的处境上,也没有条件能处理一个”怪小孩”的自诉症状。
后来我读大学去了,每年体检在校医院做一次心电图。每一次检查,我都在两种恐惧之间摇摆:怕自己真的有病,又怕自己没有病。第一年,我查出了窦性心律不齐和早搏;第二年,我的心电图结果多了一行”差异性传导”,这 5 个字我每个都认识,连起来一个也不懂,但它的威慑力足以让一个计算机系学生在宿舍里安静地焦虑一整个学期。我询问医生如何解读,医生只是问我是否来自计算机学院,我说是,然后她用一句”以后别熬夜就行”打发了我。这是我最快的一次看诊,比我第一次用 C 语言以默认选项编译 Hello World 还快。
大家都知道,学计算机不熬夜有可能,但是学计算机不熬夜不太可能。考虑到中国公共医疗体制极低的医患比例,一个医生可能一天必须接待 100 人次的病人,我也没有办法去责怪这位医生没有和颜悦色地给我提供详细的解释和建议。
5.
后来故事戏剧性地反转了。
我有几天没睡好,公司还换了一款咖啡豆(没有责怪后勤人员的意思,新豆子很好喝),那一周我的心脏出现了熟悉的痛感和重压感。我先后约了一个全科医生,和一位心脏专科医院的专家。就诊时,助理询问我想要什么性别的护士来为我做胸部检查,她告诉我,我可以选择女性、男性、跨性别女性、跨性别男性——我在内心里默默地想,damn it,我爱西雅图,作为一个外国工人,我愿意为这个城市贡献我的全部消费税、劳动力和情绪价值。我作为顺性别女性其实没有什么需要纠结的,但是很高兴他们有准备。
美国医生给我开了 7 天动态心电图,嘱咐我照常生活,最好多去运动,让我可以试试跑一个 1000 米,然后她为我做了一个完整的解读。医生告诉我,我的心脏大一点,肺也大一点,考虑到我也比一般东亚裔女性个头大一点,这都在健康范围。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为什么会疼:原理是在我做 Zone 3、Zone 4 的剧烈运动时,我的心脏会切换到战斗模式,选择顺应着我的呼吸节律而跳动,这个现象会出现在一些年轻人身上,也会在一些运动天赋好的人身上长期保持。
总之,她说,It is a feature, not a bug, take it easy and proud.
我恍然大悟,所以我小时候不是心脏有毛病,我只是能感受到自己的内脏在工作和共振。谢谢你,但是当年没人告诉我这是个好消息。
6.
在我离开校园、参加工作以后,我精神上的伤口不那么痛了以后,我终于开始自主地选择去健身,去打球,去做我同意参与的训练了。
在北京的时候我一周去健身房 1-2 次,来西雅图以后我每周 2-3 次。考虑到此地要美食有风景,要娱乐有风景,要社交有风景,我还开始爬山了,我尽量给每一个洗头的日子都安排一些运动来保证物尽其用。
这样规律地练了一年以后,现在我躺着或者睡着的静息心率是 45 到 55,坐着的静息心率是 55 到 65,一起爬山的运动专家朋友都说我天赋异禀。
现在想来有些好笑,作为曾经的体育废物,原来我其实是天才。回首我在体育运动上失去的 10 年——这本该是我最有体能成长潜力的时期,我很难不去幻想自己的其他可能性:假如我当年被专业教练发掘了呢?考虑到我小学六年级就拥有 165 厘米的身高、高达 4200 的肺活量、低于常人的静息心率,如果当年体校来选人,我可能早就被划进赛艇队了;如果我被划进了赛艇队,我现在可能是巴黎奥运会冠军;如果我是巴黎奥运会冠军,我现在应该在备战洛杉矶,而不是在雷德蒙德写代码。
当然,微软的股票也不错,刚才是幻想时间。
到了这个岁数,我不得不承认,我应该没有什么得到奥运金牌的机会了。但是我这 10 年也不能说浪费,我只是刚刚拥有了给自己重新定义、重新叙事、并重新选择的自由。我现在有权利只享受我的身体出厂设置里本来就擅长的事。
最后,写给有同样经历的人:如果你也曾在某个操场上跑得呼吸困难、面色发白、心脏发紧,并且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想告诉你,你的感受是真实的,不是装的,不是夸张,更不是软弱。你可能只是比别人更早听见了自己身体的声音。这种敏感不是 bug,而是一种保护机制,是你的身体在用它的方式照顾你。
如果有条件,去做一次认真的检查。不是为了证明你”真的有病”,而是为了终于有人愿意认真地听你的身体说话,包括你自己。